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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与年轻时的理想和解了吗？”

秦振邦的脚步钉在了原地。牛奶袋在手中微微晃动。和解？这个词像一根细针，精准地刺入了他心底某个尘封已久的角落，带来一阵尖锐而陌生的刺痛。他几乎要嗤笑出声。和解？谈何容易。

超市门口人来人往的喧嚣仿佛瞬间被抽离，周围的声音变得模糊遥远。他的目光失焦地落在“理想”两个字上，思绪却像失控的列车，轰然撞向三十多年前的岁月。

那是在湘西山区，一个多雨的春天。年轻的秦振邦，刚刚从师范大学毕业，怀揣着满腔热血和一摞厚厚的教育理论书籍，主动申请去了那个地图上都难以找到名字的偏远村小。他记得那间四面透风的教室，泥土地面坑洼不平，窗户糊着塑料布。记得孩子们清澈又带着怯意的眼睛，记得他们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，磕磕绊绊地朗读课文。更记得，当他第一次用自己设计的“游戏教学法”引导孩子们认识汉字时，那些小脸上绽放出的、如同雨后初晴般明亮而惊喜的笑容。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毕生追求的意义——点燃思想的火种，让教育的光照亮最贫瘠的土地。他雄心勃勃，要在那里实践他的教育理念，要改变山村教育的面貌。深夜油灯下，他写下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教学札记和改革设想，字里行间都是滚烫的理想。

画面陡然切换。十年后，省城师范大学明亮的阶梯教室里。西装革履的秦振邦站在讲台上，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学生和前来听课的领导、专家，侃侃而谈最新的教育评估体系。他的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，他的职称一路晋升。他成了别人眼中的“成功学者”。然而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些关于山村教育的札记早已束之高阁，落满灰尘。他提出的那些充满理想色彩的教学改革方案，在一次次的评审、讨论中被修改、阉割，最终变成了符合“主流”、便于量化考核的“标准化模式”。为了那个教授的头衔，为了能在学术圈站稳脚跟，他选择了妥协。他告诉自己，这是必要的迂回，是曲线救国。可内心深处，那个在泥泞操场上和孩子们一起奔跑、在油灯下奋笔疾书的年轻身影，却在日复一日的妥协中，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遥远。

退休前最后一次整理办公室，他翻出了那本泛黄的札记本。指尖拂过那些早已褪色的、充满理想主义光芒的文字，一种巨大的、迟来的愧疚和失落感攫住了他。他亲手埋葬了那个最纯粹的自己。所谓的“迂回”，最终变成了彻底的背离。

“和解？”秦振邦的嘴角牵起一丝苦涩的弧度，几乎无声地吐出这两个字。他从未和解。他只是用“现实”、“成熟”、“识时务”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，把那个不甘的自己深深锁进了心底的囚笼。退休后的平静，不过是逃避的另一种形式。

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涌上喉咙，眼眶不受控制地发热。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，仿佛这样就能抵御住内心翻涌的浪潮。他伸出手，指尖微微颤抖，轻轻抚过黑板上那行粉笔字。粗糙的粉笔颗粒感摩擦着指腹，带着一种奇异的真实感。这简单的七个字，像一把钥匙，粗暴地打开了他尘封多年的心门，让那些被刻意遗忘的遗憾、失落和不甘，汹涌而出。

他站在超市门口，提着购物袋，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茫然地看着眼前熙攘的人群。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反射出微光。时间仿佛凝固了。那些关于山村、关于教室、关于孩子们笑脸的记忆碎片，与后来学术会议上空洞的掌声、评审表格上冰冷的分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撕扯着他的内心。

就在这时，他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个身影。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装外套的男人，安静地站在超市侧门廊柱的阴影里，身形瘦削，面容普通，却有一双异常沉静的眼睛。那目光正落在他身上，没有探究，没有评判，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理解。